要种树，劳动力从哪里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清科多年来深度参与“三北防护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业生态工程。他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前十年起步阶段，主要是靠发动农民群众，“最早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记工分，从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就是每一户定种植的指标”。一些地方会把林地按照包产到户的方式分配给农民，允诺他们一定的使用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际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马不久，各地就结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等政策，促进了造林生产责权利的结合，调动农民积极性。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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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重要背景是，此前国家层面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可以说，谁能抢先找准在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找到科学、管用的具体路径，就能获得新一轮发展先机。

　　这或许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决策逻辑。希伯花邻镇的一位副镇长对本刊表示，当地有保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又有绿色生态的重担。“种植花生西瓜属于土地非粮化了，这长期看来肯定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基本农田都要牢牢保障粮食作物，加上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两大压力都汇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牺牲花生和西瓜这些经济作物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