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安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白茶等富民产业，农民通过赚薪金、拿租金、分股金，口袋越来越鼓。5年来，安吉每年都将新增财力的70%以上用于办好民生实事。除了自身发展外，安吉还牢记“先富帮后富”。沈铭权3年时间6次赴贵州、四川、湖南等地考察，始终把茶苗扶贫记在心上。

　　显然，地方政府收入增长、收支矛盾缓解与经济运行状况紧密相连，在经济持续回升前景仍不明朗的当下，地方政府也难言收支矛盾缓解，对于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仍将持续，这也是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创下纪录的重要原因。

　　在储朝晖看来，即使是在学位紧张的大城市，整体应对能力也是不成问题的。“做到‘有学上’问题不大，但要做到‘上好学’，那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目前面临的难题不是增加多少个学位，而是如何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他说。《足球波胆球规则》　　“不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相当于‘输血’，终究需要提升地方‘造血’功能，药不能当饭吃。”乔宝云也提醒，地方财政自给率也是财政制度设计的结果。“通过调整财政制度设计，可以提高地方财政自给率，比如极端情况下，地方财政自给率提升到100%，中央财政支出如何保障？因此不宜过高看重财政自给率单一指标的意义。”

　　高屹与当地干部一起，谋划了“共富荷村”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及项目清单，力争通过3年努力，让荷村村总体发展水平走在龙游县前列，成为全市同类村的示范标杆。高屹勉励村两委干部，村一级是推动荷村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党建统领，着力强化村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切实提高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更好促进老百姓增收致富。要抓好方案的落地实施，强化力量统筹、过程管控和总结提炼，为全市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工作提供更多有益借鉴。

　　但另外一个问题更为严峻，因为“二胎”儿童在2018年之后迅速减少，如果入学高峰之后很快又出现学位“过剩”，该如何应对？以北京为例，可能会在几年之内就迎来入园、入学人数的“断崖式下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