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用6000个集装箱建球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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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卖家之间是通过市场转移、留学生的身份等，建立起互惠、信用关系。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赊账贸易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交易双方逐渐深入了解，不断协商与博弈，以及市场自我调节的结果。这种交易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够健康有序发展，双方都可获利，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则会导致贸易无法持续进行，这些纠纷也很难通过复杂且耗时的法律程序解决。在义乌市场上，一般交易所涉交易对象都非常多。比如一个货柜的小商品，涉及几百个中国卖家，几百个卖家需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权，只要其中一家卖家不愿参与就无法统一上诉。更为重要的是，纠纷都涉及跨境及不同文化族群的关系，需要得到对方国家的配合，法律成本非常高。义乌政府也只能尽量提醒中国卖家预防风险，但无法完全杜绝。在这种背景下，聘请外商协调，多方参与的模式，成为一种各方皆能接受的调解方式。

除了依靠买卖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多中国卖家也会寻求客户来源国在义乌的社团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会。笔者就参与处理过埃及商人在中国的诈骗案。一名来自亚历山大的埃及商人在义乌购买了三个货柜的内衣之后失联。而该商人在之前三次交易中的信用记录良好，付款及时，因此与其有过交易的中国卖家对其印象良好。但是2016年3月份到了该交付余款的时间，却完全无法联系到该商人。该埃及商人每次都是直接与卖家进行交易，所以中国卖家也无法通过中间商来调查具体情况。经过多方打听，最后中国卖家找到埃及商会会长萨米尔，并且派出了5名交易数额最大的中国卖家到萨米尔的办公室进行协商。中国卖家把埃及商人的护照提供给萨米尔，萨米尔通过与埃及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关系，找到这名商人的具体住址，然后再通过该商人所在地的清真寺网络和私人网络联系到本人。但是，只有交易量较大的订单，并且事件会间接影响到该国商人整体声誉的情况下，商会才会出面处理。交易量小的商家则无法得到商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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