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亮认为，稳定经费支持涉及到资源的调配，落地过程中可能会有复杂的博弈，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支持比例是多少？对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的研究领域，很多发达国家能达到70%~80%的比例，中国很难一下子提升到这一水平。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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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辜负了党组织的培养和重托。我19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雨露滋润下不断成长。党组织把我从一个普通员工培养成为一名处级干部，给了我发挥才华的平台，给了我成就梦想的机会。可是我没有好好把握自己的行为，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行。我对不起党的培养教育，辜负了组织的重托和期望，玷污了党的形象。我的行为与入党时的誓言背道而驰，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损失，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万般悔恨。

　　“活力”二字，倒是起得挺有针对性。这些地区，位于高海拔地区，气候恶劣，生活条件也很不好，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发展机会，住在那些地区的印度人一直不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