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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已开凿了34 年的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工程宣告结束。但民间仍在西部山崖上凿刻，又增添了许多不成组的中小窟。这些石窟的雕饰更加精美，龛楣、帐饰日益繁杂，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纹也越来越重叠；法像更清秀脱俗，佛细颈削肩、神情飘渺，菩萨清秀俊逸、孤傲脱俗，完全符合中国人对神仙的想象。至此，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改梵为夏的历史过程也得以完结。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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