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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还没有正式宣布结束，但是已经很接近了，目前疫苗还是要打。”高福强调，中国在分享新冠数据方面是透明、公开的，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发布和分享。“我们没有藏匿数据，其中有一些并不紧迫，这是科学的问题，我们的同事用科学、谨慎的态度辛勤工作，并不想把所有的原数据在不做任何合理分析的情况下就扔出去。我们是专业人士，是科学家，秉持开放、透明以及负责任的态度，在数据分享方面，所有的科学家都获得了数据。”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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